日期：2010-12-18 23:26:00
　　中国正在走向失范和失序
　　刘松萝
　　一、综述
　　在今天的中国，极具讽刺意义的是：盛世和崛起的喧嚣还没有退去，有关失序的话题就被人们提起了。关于这个话题，有安德鲁•瓦尔德的《失序的稳定：中国政权为什么有力量》，有《陆委员会:大陆青年失业率偏高 社会恐失序》，有《从房价疯狂看中国社会基本失控失序》，有《应改变建筑短命的公私利益失序》，有《应改变建筑短命的公私利益失序》，有《中国教育伦理权威失序问题》，有《转型期职业福利失序问题及发展规制》，等等。

　　安德鲁•瓦尔德的观点很有意思。他一方面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失序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会继续保持稳定。这到底是洋人的实事求是还是犬儒主义，让人感到困惑。
　　最近，十年砍柴写了《煤矿爆炸枪击案后的基层失序》。十年砍柴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文一方面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失序的危险，同时又因为作者一如既往地掉书袋而失去了应有的深刻。
　　在有关失序问题的讨论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不足，就是认为失序是在具体问题上的，是局部的。我认为，必须正视中国社会，也就是全社会失序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中国正在走向失范和失序》，以及《中国正在成为蛮夷之邦》。2010年7月24日，我写完了《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停止以紧急状态逻辑治国》。文中，谈到了“近几年的乱象”。

　　还要指出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经喜欢建筑学，研究过“建筑与环境”。谈起建筑环境的杂乱时，研究建筑学的学者杨莽华说：“没有办法，现在的社会就是处于无序状态。”对于这个问题，若论预见力和概括力，无人能出其右。几年前，网友玖零在一次聚会上说：秩序的崩溃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当时，我感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题。我谈到了杨莽华的观点，认为玖零应该把他的想法整理出来。不料，在玖零写出文章以后，其反响大多是：秩序，什么秩序？是专制的秩序，还是民主的秩序？这件事情说明，国人对秩序已经漠视了。

　　二、歧路：中国人，你们不后悔吗？
　　进入正题之前，先对中国在这十几年中的演进提出概括性的看法。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曾经处于较为乐观的时期。经过了艰难的宏观调控之后，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了。尽管宏观调控具有浓重政府行为色彩，其结果还是不错的。对于朱镕基的贡献，应该予以肯定。在那时，私营企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开始崛起。财富开始受到尊重，亿万级的富人也出现了。
　　与此同时，政治改革停顿了。片面的经济改革，弊端是明显的。
　　1997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一年，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联盟地区，并且向韩国和日本蔓延，使韩国受到了重创。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来推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有弊端的。对于中国来说，由于缺乏政治改革，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政府推动型的。一旦政府积极起来，必然会百病丛生。积极的财政政策让政府掌握了巨大的经济资源，使得官本位制度加以强化，腐败也因此而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虚荣和自负，政治改革就更是无从谈起了。
　　以后，尽管中国在以后实现了不少进步，比如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4年在宪法中增加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都没有阻止倒退的发生。
　　如今，腐败难以遏制，官员越发为所欲为，房价不断上涨，暴力拆迁不断蔓延。与此同时，精英人物也在品德上、人格上和外在表现上越发不堪。绝望之中，整个社会都在漠视法律、制度、规范和道德。这一切，都显现出末世的征兆。
　　此时此刻，我想问一问中国人：你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吗，你们现在不后悔吗？你们着什么急啊，难道就不能发展得慢一点，扎实一点，难道就不能稍稍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多一点协商吗？我知道，中国人是缺少预见力的，是没有自制和自律能力的。很多人，不知道后悔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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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0-12-18　23:31:00
　　三、歪理邪说的兴起
　　改革开始以后，旧的教条以及历史遗留的反道德主义确实起到了阻碍的作用。那时，打碎旧的教条，打碎伪崇高就成为有意义的事情。王朔的小说正好顺应了人们的需要，因此大行其道。不久，新的问题出现了。在任何社会里面，都需要一些正经的东西。你反对假正经的时候，不一定要拿出真的正经来。但是，当你成为引领社会的人物时，仅仅反对假正经就不够用了。

　　不幸的是，很多体制内外的精英人物在年轻的时候是王朔小说的热心读者，有些人甚至是王朔的崇拜者。于是，“我流氓我怕谁”和“无知者无畏”就从底层思想上升到社会的准主流意识。
　　更加不幸的是，整个社会在集体无意识中把一个又一个只有个别意义的理论上升为普遍真理，从而使歪理邪说占据了主导地位。关于这一问题，我在《中国正在成为蛮夷之邦》中还要加以详述。简单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 经济学建立在一些假设之上，有些假设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运用经济学研究经济的时候尚且不能够自圆其说，有些学者还要把经济学的假设和方法推广到其他社会学领域，甚至把经济学当成了社会科学之王。结果不但是没有自知之明，而且还会见物不见人，把数字置于人的需要之上。体制内的人因此而信奉GDP至上，体制外的人则是 “老板要赚钱”的道理压倒一切。

　　- 有些经济学上的考虑，实际上就是盘算老板合算不合算，政府和政府官员合算不合算。人民，变成了冷冰冰的数字和因素。
　　- 有些人更是把经济学提升到伦理学乃至美学的高度，助长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对有些人来说，最高的信仰和爱好就是富豪排行榜。凡是能够得利的事情都是对的，凡是富豪的所作所为都是无可厚非的，凡是富豪都是有美感的。
　　- 从港台电视剧那里，大陆中国人学会了戏说历史。由于大多数人在平时不读历史，只能从电视剧那里了解历史，戏说历史的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按说，电视剧的编导们有权戏说历史，评论界和公众也有权提出质疑。而最后的结果却是，戏说历史的趋向压倒了反对的声音。
　　- 源自港台，以后在大陆发扬光大的辫子戏，在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于是，领导人与公民的关系变成了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主子与奴才的道理，以及奴才怎样让主子高兴以换取自身的利益，变成了真理。有个性的编导，也不过是搞一些奴才在主子膝下撒娇，戏弄主子一下的故事。
　　- 以后，中国人从“历史剧有时要戏说”变成了“历史剧一定要戏说”。这还不算，有些研究历史的人也要戏说历史了。这些人在研究中随心所欲，哗众取宠，把历史变成了哈哈镜。

　　- 为暴君翻案的努力仍然在继续。不但商纣王和秦始皇受到了赞许，愚蠢的王莽和残暴而奢靡的隋炀帝也被人们称赞。
　　- 吴思提出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本来只是提供了一个研究历史和现实的视角，结果却是被很多人奉为普遍真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广泛传播，实际上为种种违法、违规并且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虽然不算戏说历史，却也把历史学者变成了说书人。百家讲坛沉溺于古代的权谋文化当中，其社会效果是不好的。
　　- 现实生活中的艰难，让很多人不再相信规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已经成为全民族的信仰。
　　- 左派主张超限战，并且极力赞扬金正日一类的暴君。在他们看来，那些敢于藐视人类公认的道义的政治流氓全都是英雄。赞叹现代暴君如何残暴而又能够不倒，是很多报刊的爱好之一。最为丧心病狂的是，一些报刊热衷于报道恐怖分子如何神勇，自杀爆炸的现场如何惨烈。索马里海盗的无往不胜，也是新闻的热门话题之一。其结论，自然可以归纳为恶是不可战胜的。

　　- 有些右派则赞赏或者同情各种违规的事情，特别是为了获取个人的利益而违规。
　　- 对规则的藐视，对恶的崇拜，已经成为活跃人群中的一种趋势。
　　- 追星浪潮席卷了中国，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记。本来，年轻人和少数年长者追星，算不上太大的事情。问题是，大学也开始追星，大学也向各种明星献媚，这就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
　　- 追星浪潮最大的危害，就是助长了不劳而获的意识，助长了特权意识。具体来说，助长不劳而获包括了对假唱的宽容；而助长特权意识主要包括了同情明星的违法违规行为，并且认为明星的虚假广告无可厚非。
　　- 由于对现实的绝望，加上在以往和现在道德经常变成权势者的工具，中国社会对道德的反感与日俱增。有人把道德完全视为专制的等同物，还有人试图用突破道德的方法获得权益的补偿。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的欲望恶性膨胀。中国，早已从泛道德主义滑向反道德主义。
　　- 出于对道德的反对和对自由的曲解，有些人对人的自私本性和本能表现出特殊的爱好。源于自私和本能的恶行，通常能够得到谅解。

　　-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乱世之中，知识分子的素养在递减。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知识分子学到的除了一些专业知识之外，就是犬儒主义、小市民意识和乡愿作风。近几年来，还加上了流氓意识和流氓作风。
　　- 关于犬儒主义。当环境无法改变的时候，为了成为成功者或者证明自己是成功者就只有顺应环境。因此，有些人穷尽自己的学识与能力，以证明现实的合理性。另有一些看似深刻的人尽管对社会持有批评的态度，却在冷嘲热讽之中认可了不公和不义的事情。比如，有人讥讽“□□”和“官老爷”，自嘲为“草民”和“屁民”，实际上就是承认了现实中的不平等。还有人以终极目标为理由，嘲笑别人在具体问题上的努力。而一旦有人主张实现终极的目标，他们又会出来嘲笑别人过于乐观和天真。

　　- 关于小市民意识。长期的社会动荡让知识分子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因而远离了理想、志向和种种形而上的事物。改革以前的知识分子工农化，改革以后的知识分子商业化，结果都是让知识分子小市民化了。所谓小市民意识，主要是缺少长远一些的眼光，用日常处理柴米油盐的思路和方法看待和处理大一些的事情。在贫穷的时候，其表现是畏畏缩缩；一旦富裕起来，又表现得趾高气扬。此时，体制内的人们热衷于打造各种世界第一的项目，体制外的人们也热衷于炫富，并且以歧视穷人为乐趣。

　　- 茅于轼提出的“为富人说话”在表达上十分混乱，加剧了社会的割裂与对立。在由此而引发的争论中，不少人的言论有歧视穷人之嫌。
　　- 关于乡愿作风。乡愿，是一种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的作风。前面说过，小市民化的知识分子缺少长远一些的眼光，无法理解处理大事需要僵硬一些的原则，有时不得不严厉一些。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乡愿作风表现为：对考试作弊的大学生不能处分，否则会毁掉他的前程；对有抄袭行为的学者表现宽容，不愿意因此影响他的声誉；在评奖的时候不愿意取舍，于是不断出现并列第一，等等。乡愿作风，也是腐败盛行的原因之一。出了问题总是成绩第一，瑕不掩瑜，终于让腐败占据了上风。

　　- 在社会生活中，乡愿作风表现为对违规者多有同情，却全然不考虑受害者的损失。
　　-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美德都是假的，利益才是真的。自私、贪婪和残忍，只要是真实的，特别是如果能够达到目的，就是值得称赞的。面对“卑鄙”的指责，常见的回答是：还有比我更卑鄙的人哪。面对各种罪行，常见的说法是：还有罪行更大的人在逍遥法外。就是面对滔天大罪，也会有人能够找出更多和更大的罪行来。向下比较，向低处看齐，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 根据很多人的逻辑，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的理解和原谅变成了赞许和提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理解有人在危险时抢先逃跑变成了逃跑者是最勇敢的人。
　　- 很多人把自由理解为不准批评。比如，明星的自由，一些自诩的先驱者的自由就是这样。以前，我曾经模仿《动物庄园》里面的话加以评价：所有的人都是自由的，但有的人更自由。
　　- 由于追星浪潮的影响，再加上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奈，泛娱乐化倾向进入到知识阶层当中。最终的结果，就是分不清想象与现实，娱乐与现实的界限，失去对真相的追求，失去应有的责任感。
　　- 芙蓉姐姐和凤姐的出现，就是泛娱乐化的极端表现。有这样的榜样在，人们可以摆脱一切束缚，不但可以放弃社会责任，而且可以不考虑分寸和场合，一味出丑而又自我欣赏。
　　- 在今天，知识分子不仅缺少良知和担待，而且在学识上空前的低下。不仅如此，很多人连基本的逻辑都不讲，或者是根本没有逻辑了。

　　- 尽管我们社会的种种问题是在打破传统的时候出现的，还是有人主张继续毁灭传统。有那么多的书生不遗余力地，系统性地反对传统，反对基本和普世的文明，反对社会规范，为古今中外所仅见。
　　有了以上的动向，我们可以认为：通向地狱的大门即使没有被打开，至少也是虚掩着了。
　　日期：2010-12-18　23:32:29
　　四、中国正在走向失范和失序
　　中国正在走向失范。
　　对于中国的失范，我倾向于不能仅仅从制度上寻找原因。精英人物不能因为制度不好就可以放松对自身的要求，更不能因此而助长野蛮甚至邪恶。事实上，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精英人物的失范不仅是制度缺陷的结果，而且是他们在现有条件下的超水平发挥。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官员早已不是像网友所说的那样，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去做坏事。道貌岸然，早就不存在了。很多官员已经表现出赤裸裸的自私自利，还有些人毫不掩饰自己的霸道和粗俗。这几年发生的很多事件，以及媒体报道的官员雷语，都告诉我们道貌岸然不是什么坏事了。
　　尤其让人失望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成体统了。虽然有人熬到了大知识分子的地位，然而在学识、人格和社会责任感上面却远逊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人连基本的学术素养都不够格，有些人的文章甚至完全没有逻辑。前面提到的种种歪理邪说，更让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们终于开窍了：知识并不神圣，责任感更是有害无益。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换取利益。于是，学者和学术可以公然成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

　　流氓思维的蔓延，泛娱乐化趋势的加剧，让场面上的一些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正常的自我认知。不但社会责任感不需要了，对与错也不复存在。他们热衷于拙劣的表演，沉醉于通过丑态引发的社会关注之中。一部分公众也在欣赏这种小丑式的表演，称那些表演者是性情中人。
　　中国正在走向失序。
　　在改革当中，中国不是没有采取过加强法治的措施。应该说，很多措施是有效的，我们至今仍在受益。但是，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做过什么，而是是否坚持下去了。
　　我认为，中国人的最大的弱点是，只要遇到困难，只要遇到紧迫的任务，通常会把法律一类的事情置之一旁。也就是说，法律只是一种工具。
　　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像财政那样重大的问题竟然成为儿戏。经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收入大大减少。按照惯常的说法，就是地方的财权在减少，事权在增加。分税制没有错，错在税收分配的比例不当。这样的财政安排，无疑给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地方财政收入不足，过分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整个国家的财政都缺少监督，造成了无节制的铺张浪费。如果说失序，这就是最大的失序。简单地说，土地财政引发了房价的暴涨，引发了无休止的暴力拆迁，引发了大规模的腐败。
　　政治改革的停顿，制度设计的缺陷以及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使得中国社会失序的趋势无法扭转了。
　　如今，官员贪污案件的涉案数额越来越大，亿元数量级的案件也出现了。通过很多案件，我们看到了市政管理的混乱，工程立项、招标和管理中的混乱以及财政管理的混乱。有些时候，财政监督已经形同虚设。在中国这样的穷国，官员们争夺各种世界第一的冲动却无法遏制。
　　最可怕的是，经济的发展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定。中国顶住了两次金融危机，发展速度位居世界前茅。经济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房价的暴涨，带来了财富的疯狂。在房价暴涨的过程中，很多政府官员没有考虑民生需要，没有采取抑制措施，与房地产商和炒手一起在市场上推波助澜。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能够支配的钱多了，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少了，政府扰民的能力也就大大加强了。具体地说，钱多了，实施拆迁的底气更足了。

　　近年来，各地拆迁的规模越来越大，拆迁的理由越来越站不住脚，拆迁的手段也越来越野蛮。那种早已经过时的“一年一变样，几年大变样”思维，又再一次抬头了。拆迁已经成为运动，让被拆迁者深处恐惧之中。在很多拆迁案例中，保护公民权利、保护人权、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失效了，禁止浪费资源的循环经济法实效了。一再难产的物权法通过以后，拆迁的浪潮反而更加高涨。不仅如此，在拆迁目前，刑法也要打折扣了。在有些拆迁案例中，放任执行者用强迫、恐吓甚至暴力手段驱赶被拆迁户。更有甚者，还有人在拆迁中雇佣黑社会分子采取暴力行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拆迁中的暴力行动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很多暴力案件甚至血案没有得到认真的追查，很多犯罪分子被从轻发落甚至逍遥法外。

　　我们应该想一想，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由于社会的腐败，有些地方政府竟然通过卖地来维持运转，竟然通过拆迁来获得收益；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不是从安定和建设中，而是从破坏和扰民中得利了。最可怕的事情，应该莫过于此了。
　　中国的失序，已经在社会的表面上显现出来了。大街上公车违章现象越来越多，恶性事故时有发生；不久前发生的“我爸爸是李刚”案件，极大地触动了社会的神经。
　　在下层社会，对法律和秩序的信心正在消失。只要有机会，一定会有很多人通过违法的手段获利。在很多地方，违章建设已经失去控制。一些刑事案件的性质越来越恶劣，甚至出现了暴徒在学校砍杀儿童的惨案。我认为，在有些时候，“刁民”一词是恰如其分的。
　　很多突发性的群体事件，更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还有，正在进展中的通货膨胀，给我们带来了现实的威胁。通胀预期出现的时候，大多数强势者都想通过炒房一类的行动来规避。而通胀真的来临，对此负有责任的人却热衷于轻描淡写。就在通胀面临失控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
　　我认为，现在应该为中国的安定与未来担忧了。
　　日期：2010-12-18　23:34:09
　　五、一些补充
　　1. 关于事物的程度与分寸
　　在第三节《歪理邪说的兴起》中，谈到了很多我认为是错误的观点。我知道，我的看法不太可能被人们所理解。弄得不好，还会招致麻烦。
　　有人会问，难道不应该讲经济学吗？难道不应该打碎虚伪道德吗？难道不应该打碎旧时代束缚人性的传统吗？难道人们没有自私的权利吗？难道我们不应该鼓励个性张扬吗？
　　我想这样说：一种理论或者观点是否正确，除了其自身的内容之外，还取决其针对的对象的具体情况。大部分的理论或者观点的正确性都是相对的，有些甚至仅仅针对一时和一事才是正确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改革初期，经济学提供的视角是非常宝贵的。以后，把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全都纳入到经济学范畴，无疑是越界了，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