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0-28 16:38:00
　　接龙原则
　　双城记--京沪小说接龙，由盛大文学举办，来自京派和海派的5位京沪代表作家，分别主持“北京故事”和“上海故事”，每人负责主人公的一段历程，分别按次序完成故事的开始、发展、高潮、结束，北京故事和上海故事分别体现出对城市文化的纵深理解。
　　陈丹燕，女。海派代表作家，作品在德国，法国，越南和印度等国家出版发行，《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等作品被公认为海派风情画卷。
　　制服（陈丹燕）之一

　　1964年7月，凉爽的傍晚，我八岁，正在度过我一生中的第一个小学生的暑假。
　　经历了一年的校园生活，我才体会到，离开常常会臭哄哄的，喧闹的教室，不用早晨被阿姨从被窝里拖出来上学去，但这里也没有胡同里的小孩帮和鸽子哨，这日子原来很长，很寂寞，很单调。说实在话，我很无聊。昨天整整一天里，我最大的猎奇，就是清空了我妈妈卧室里床头柜的抽屉，往里面撒了一泡尿。我想试验那只看上去方方正正的木头抽屉是不是和痰盂一样能盛住小便。我们家的上海阿姨管床头柜叫夜壶箱，她告诉我说，夜壶就是痰盂，晚上人们用它小便，早上才去倒在马桶里。

　　当然，小便洇湿了抽屉底的薄木片，它的颜色变深了。然后，小便流到地板上。原来，抽屉是有缝的。
　　阿姨在门口一声尖叫，阿姨是个胖子，她一紧张，浑身的肉都会在白色的大襟衣服里哆嗦。她生气时叫我“龙瘪三”，妈妈在家，或者她喜欢我时，叫我“大龙”。阿姨一笑，就能看到嘴里包着两颗明晃晃的大金牙。那天我不得不冲洗干净妈妈的抽屉，放到阳台上去晒干。但是太阳太厉害，把抽屉里那块薄薄的木板晒得翘了起来，怎么也不能恢复平整。阿姨说，我妈回家来定要活剥了我的皮。阿姨威胁地挥手用力指了指小菜场的方向，那里有不少血淋淋的鱼摊子，破整条黄鳝，剥大黄鱼的头皮，活杀胖头鱼。上海这地方的小菜场更像一个古代的战场。

　　阿姨不让我跟她到小菜场里去，她对我用力扇了扇她油乎乎的粉红色手掌，“去！弗要格能样子娘娘腔。”她说的是绍兴腔的上海话，长久以来，我一直以为这就是地道上海话。
　　妈妈其实才不来剥我的皮，她会让我面壁罚站。站到自己能说出错在那里，以后怎么改正，才算结束。在罚站期间，她要是经过我身边，就像没我这么个人一样，轻松坚决地，就走过去了，让人害怕。
　　七月的傍晚，无所事事，我真希望暑假早点结束，好上学去。我并不是老师宠爱的学生，我也不怎么喜欢我的小学，那么小的操场，做早操时候，我们班排在一条狭窄的弄堂里，升旗都看不见旗杆，校长训话也照不到面，就没有一丁点能让人感到崇高之处。可我还是喜欢上学去。
　　昨天妈找出来一个纸箱子，里面是哥从前装矿石收音机留下的家什，让我在家有正经事干。
　　这时，大门旁边墙上的门铃呜呜地叫了起来。我家在上海可没一户亲戚，也很少有客人来。这里与北京大不同，大楼里的小孩都老老实实关在自己家，开门就是街，也没个院子，上海的小孩好像都不出门玩。在电梯里偶尔见到了，个个都长着一张白脸。所以，那呜呜声响彻了整个公寓，实在激动人心。

　　紧接着，我在余晖强烈的门厅里看到一个高大的士官，他背光站着，脸上好奇地笑着，东张西望。他脚边放着一只帆布旅行袋，军绿色的，好像小人书里画的苏联红军战士保尔•柯察金。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军用衬衣，他没戴肩章，肩膀上插肩章的布攀却使他显得很潇洒随意，和小人书里的保尔更像。这是我哥回家来了。
　　我哥在南京军官学校读书，一年不见，他的脸好像长得更长了，下巴上多出了许多肿起的红色疙瘩，他的眉毛又细又长，几乎在鼻梁处连在一起了。在他脸上，忽然显现出了妈妈的强烈痕迹。这让我觉得既好奇，又陌生。
　　还有激动和紧张。一个人八岁的时候，觉得没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亲人是陌生的，这再平常不过了。
　　我猜哥哥也是一样，他这是第一次见到我们上海的家。他站在门厅里探头探脑，手指头在花玻璃上一点，一点，推开了西面房间的磨砂玻璃门。
　　我们从北京搬来上海才几个月，所有的家具都是公安局分配过来的，他见过的，只有堆在角落里的箱子，还有父亲的十几个褐色的木书箱，现在在西面的房间里，它们被靠墙放成一排，前面是父亲的写字桌，红色电话机放在他桌上。

　　“你不可以碰那部电话。”我见大哥的眼光好奇地停在那部红色电话机上，于是献宝似地说，“只有爸可以碰它。”这是妈妈定下的规矩。
　　哥嘿嘿笑着，远远伸手过来，猴子捞月般地拍了一下我的头顶，呵呵，他笑道，一年级的小豆包也知道保密原则啦。哥哥拍了我好几下头，又开始唱上个暑假他回家来唱的歌谣：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上个暑假，我们家还在北京的四合院里住，九月我就上一年级了，那个夏天胡同里的大孩子都这么唱着，过来打我的头。我爸妈朋友家的小孩也都这么拍我的头，而我哥就是那个挑头的。我一点也不生气，我觉得自豪。大孩子们因为我上学了，待见我了，拍我头，那是瞧得起我。在我更小的时候，他们从来绕着我走路，省的我去麻烦他们。

　　哥身上有种回力球鞋的臭味。
　　这下好了，现在他又变回到原先的哥了。我过去拉住他的胳膊，用力吊在他胳膊上，那是从小我和哥之间的游戏，“荡秋千。”
　　和从前一样，我看到哥胳膊上的肌肉鼓了起来，那可是一块栗子肉。
　　我想起四合院里有一座月亮门洞，门是旧旧的朱红色。西厢房前有棵海棠树，树杈上磨得光亮亮的，那是哥的单杠，他在那枝树杈上练引体向上。海棠果熟了的时候，哥一摇晃，小果子噗噗地往下掉，拾起来就能吃。
　　那一刻，“哗”一下子，我又回到原来的生活中。不是“龙瘪三”，而是“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日期：2010-10-29　09:41:27

　　制服（陈丹燕）之二
　　哥两手撑着向后一跃，就坐在客厅的窗台上。
　　他一会往楼下看看，南昌路的梧桐树枝差不多遮住了我家的窗子，妈妈不许我们在打开纱窗的时候开灯，因为树上住着不少花脚蚊子。我家对面有一排红砖房子，房子的底楼有家葱油饼铺子，因为做饼的师傅是个驼背，所以那家店叫阿大葱油饼。他还未收下午市，所以空气中弥漫着烤葱和烤麦粉的香气。自从搬来上海，葱油饼就成了我最喜欢的早餐，即使里面有油渣，我也能吃下去了。

　　他一会又向里面看看，客厅里的家具，都在不起眼的地方钉着个绿色的洋铁牌牌，表示这是公家财产。大红色的人造革沙发，茶几，玻璃书柜，甚至一对藤椅，一张蓝底粉红色花的羊毛地毯和一盏黄铜杆子的落地灯都是问公家借来的。父母常常搬家，所以到哪里，都是从公家借家具用。在北京，我们家的沙发是褐色皮沙发，一股皮革的味道。

　　只有客厅墙上的照片是我家的财产。那是一幅长轴照片。建国不久，毛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总政治部军官们，那时他们一起拍的合影。那张照片里总有上百个穿着军礼服，戴着大檐帽，面容严肃的军官，中间坐着的，是毛主席，他旁边坐着朱德总司令。左边第四排数过来第十六个绿豆大的人脸，是我们的父亲。最后一排最旁边的那个米粒大的人脸，是我们的母亲，她比父亲漂亮多了，在照片上也神气多了，但军衔比父亲低，所以只好站在离毛主席最远的位置上。

　　这时，楼下传来一声女人的叫卖声，“栀子花勒，白兰花。”那个女人总在我家大楼门口的门洞里坐着，卖用细铜丝穿起来的栀子花。阿姨有时买一只来，别在大襟上，走来走去，香上一天。
　　哥双眉在脸上一跳，指着楼下说：“《霓虹灯下的哨兵》啊！”
　　可不是。不过那个卖花的女人长着一张苦脸，可不如霓虹灯下哨兵里的那个阿香那样好看。哥向四下看看，嗅嗅，然后点点头，说：“哒，上海是这样的。”
　　“哒”是一句俄文，大哥学俄文，他的舌头能发出连绵不断的哆嗦声，好像通了电一样。
　　阿姨正在连着厨房的那间小房间的餐具橱上拌黄瓜，她眼睛死盯着哥的球鞋在墙上擦出来的一道痕，紧紧抿住她的金牙，好像看到世界末日了一样。她暂时还不敢叫哥哥“民瘪三”。

　　“这其实是个备菜间。”妈引着哥参观我们的新家。妈当哥是大人，她就从没给我讲解过我们的上海新家。隔年冬天搬来时，妈让我坐下谈谈，只告诉我规矩：不许往楼下扔纸飞机；不许小便时不揭开马桶盖；不许动爸爸书房的电话机，哪怕它响也不能接；往澡缸里放水时，不许高过龙头下面那个圆洞；不许离开房间不关灯；不许爬窗；不许在楼梯扶手上滑滑梯；不许没经过允许到邻居家玩；不许随便谈论自己父母的工作；不许与别的干部子弟比父母的职务；不许随便带外面的小朋友回家来玩；不许玩电梯；一共十二项。妈说这里不比北京，一条胡同里都住着自己同志。

　　阳光洒满了每间房间，妈妈卧室的衣架上挂着爸爸在家穿的衣服，老头衫和蓝条子长裤。他又出差去了。去哪里，当然我们是不知道的。天花板很高，妈妈很满意地指着挂在藤椅旁边的条幅，那是齐白石题款送给爸爸妈妈的墨荷图。妈说，天花板够高，光线够明亮，那条幅的气韵方才能完全舒展开来，显出它的好。妈妈显然很满意那堵高大的白墙。

　　爸爸书房里挂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毛主席的笔迹飞龙舞墨，我基本上都不认识。哥问妈，这也是毛主席亲自送给他们的吗？妈挑起眉毛来，嗬地笑了声，说，“这么可能!毛主席写字送给我们家！”妈说，当然是我们自己买的印刷品。妈拍了一下哥哥的头说，连元帅们家里都未必有毛主席的字。
　　但是，配菜间向北，没太阳。我们三个人站在连着厨房的那间小房间里。
　　这是礼拜天早晨，阿姨去买菜了。餐具橱的桌子上，放着绿豆粥，葱油饼，煮鸡蛋，还有一小盘大头菜丝，用小葱和香油拌过了，这是阿姨为我们准备好的早饭。
　　奶锅里的牛奶上结了一层奶皮，每天吃掉爸爸妈妈奶锅里的奶皮是我的事，因为妈说这是牛奶里最有营养的东西。我随手就把奶皮捞起来吃了，嘴巴里留下一股奶油又香甜，又有点腥臭的味道。
　　“从前，厨子在厨房里做好饭，是不直接拿出来的，他放在这桌子上，由娘姨端到外面来。”妈说，“你观察一下这套公寓的室内设计和布局，就知道旧社会的等级制度是如何落实到有钱人的实际生活中的，这很有趣。”
　　妈打开旁边备餐柜旁边的一扇小门，那间小房间是三角形的，没有窗。沿着墙有一张小床和一只柜子，都是连在墙上的家具。靠床的墙上，衬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淡绿色的漆上，留着一些发黄的污渍，好像是从前睡在这床上的人留下来的。我们家北京带来的箱子都堆在床上，还有过季的鞋子，以及哥哥从前做的木头枪。

　　“这里原来是给佣人住的房间。”妈告诉我们俩。
　　不过，我家阿姨住在有窗的房间里。“当然，我们家怎么可能让阿姨住这里。这样侮辱性的不平等，就是我和你爸爸当年参加革命的理由。”妈说。
　　我们家的室内阳台，比它大好多，有整整二十扇窗，整整一天，直到黄昏，都阳光灿烂的。那是给主人用的阳台。厨房外面也有一个狭长的小阳台，那是给佣人用的。妈带着我们经过厨房，去看那个阳台。
　　日期：2010-11-01　09:48:09
　　制服（陈丹燕）之三

　　经过煤气灶的时候，她突然伸脚猛力一踏，“卡啦”一声，踩扁了一只油汪汪的大蟑螂。厨房角落那个正正方方的煤气灶连着一只白色的烤箱，它白色的沉重小门半开半合着。我们家从来不用烤箱烤东西吃，但从前那户人家经常用它，所以它一直是油腻腻的，阿姨用碱水也洗不干净。渐渐的，那里就成了蟑螂的大本营。晚上要是突然打开灯，就能看见蟑螂拖家带口地，在黑白相间的马赛克地砖上滑旱冰。

　　哥这是第一次看到南方的大蟑螂，吓了他一大跳。
　　“这就是伊莲娜•瓦列娃耶夫娜家的连带遗产。”妈将那褐色油亮的尸体踢开，“我早晚要向机关申请一个新灶头。”妈说。
　　“白俄吗？这个瓦列娃耶夫娜？”哥哥问。
　　“应该是吧。烤箱里贴着这个煤气灶头的申请人，就叫这个名字。我们家的电表上，也是这个人的名字申请的。”妈说，“但是白俄很少有钱能住这样的公寓。在旧上海，这房子很贵。”
　　“那她怎么就能住得起呢？”哥哥问。

　　“上海外国人的情况一直很复杂，任何可能性都存在。”妈说。别小看了这座大楼。妈伸出一根手指，往四下里点了点，它在南昌路头上，紧靠着茂名南路，距离锦江饭店只隔着一条淮海中路。由于这里距离锦江饭店很近，北京的大官来上海，总喜欢住在锦江饭店。所以现在，这栋公寓里的住户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这也是我们家住在这里的原因。

　　我们家虽没有毛主席的字，但肯定是毛主席的人。
　　“哒。”哥哥点头。
　　妈微笑了一下，“当然。”她说的也是俄文。妈和爸都学过俄文，当年在东北，他们与苏联红军工作过好几年，照片上，他们都穿着苏联红军的衣服和靴子。他们为此很自豪。我猜，这是后来他们将哥哥送去军校学俄文的一个原因。
　　妈告诉哥哥，他在电梯里，会遇到态度谦和但气度不凡的男女，他们大多是从前上海很著名的电影演员，或者爱国人士。她告诫他，与这些人相处要格外讲究礼貌和距离。“要与他们一样不卑不亢。其实，他们从心底里是看不起南下的干部们的，他们只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固有的世界观难以改变的。”
　　这我能插上嘴，“在电梯里不要打嗝放屁，见人要问好。进去就要贴着边站，给别人倒点地方站。”
　　哥拍我的头，小豆包，挺长进的啊。
　　“电梯里的人穿凉鞋，还都穿袜子的。”这是我的新观察。

　　妈也拍我的头，“好好读书，这比什么样的鞋子袜子都光彩。”妈说。
　　妈从容不迫地路过死蟑螂，向哥哥指出，连着厨房的阳台向北，终年见不到一丝太阳，冬天冷得赛过冰箱。佣人们在阳台上吊着各种腊肉，香肠，风鸡，鳗鲞。
　　不过，阿姨总是在阳台上摘菜，洗鱼，洗衣服，她不怎么到大阳台上来，即使妈妈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她也不去大阳台，除了晒衣服，晒被子，晒好了，她在阳光里多呆上一小会。她叫妈妈爸爸汪同志，张同志。晚上跟妈报账时，她从来都是站着的。
　　哥哥背地里管叫阿姨“大金牙”，哥哥说，怎么弄得好像旧社会一样。
　　妈说，这都是陈腐势利人家留下的旧规矩，她也很讨厌。

　　外婆外公在日本学的西医，妈投奔革命前，生活在一个开明而清高的家庭里。
　　我家阳台上，靠墙放着阿姨坐的小凳子，搓衣板，大木盆里泡着隔夜换下来的衣服。妈妈的衣服则另外放在一个小脸盆里，阿姨总是说，女人的东西要另外洗，另外晾的。妈妈说，这个阿姨规矩很好，但是有些旧思想。
　　妈妈说着，绕过那些洗衣盆，打开通向后楼梯的门。后楼梯很狭窄，由于终年不进阳光，风阴冷冷的。“这是给佣人走的楼梯。从前，佣人不可以走前门，和主人乘同一部电梯上下，特别是买菜回来的时候。”说着，她推开旁边的一扇小门，那只有一只浴缸大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只抽水马桶，而且，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小，这么圆的抽水马桶，连水箱都不得不吊在墙上。

　　哥哥吃惊地看着那只马桶，说，要是他坐下大便的话，膝盖一定会顶到墙上去了。
　　不用说，我们都猜到了，从前这是给佣人用的马桶。可是为什么要放在楼梯间呢？
　　妈说，因为这是给一层楼上的两户人家的佣人合用的。
　　妈说：“看，这就是这栋公寓的世界观。”
　　世界观，就是一个人对世上万物的看法。妈向我解释了这个词，很复杂。
　　那天早上，阳台已经下了遮阳帘子，我们在阳台上吃早饭，既凉爽，又明亮，敞开的窗外，偶尔传来别人家孩子练琴的声音，还有树上一阵阵的蝉鸣。妈放了一张唱片，那是我们全家都喜欢的苏联歌曲集锦。当《红莓花儿开》的歌声响起来的时候，妈和哥哥都跟着轻声唱了起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喜孜孜地看着哥哥，眼睛闪闪发光。

　　世界观的问题暂时烟消云散。
　　日期：2010-11-01　09:50:25
　　制服（陈丹燕）之四
　　对我这么个没有朋友的八岁小孩来说，哥哥就是我整个夏天的世界。我是他的跟屁虫，他到哪里，我也到哪里。
　　他去中央商场买装矿石机的材料，我也去。他读《叶尔绍夫兄弟》，我也跟着生吞活剥这部富有情调的苏联小说。他偷偷读了《第四十一个》，我也知道，要看这种书，不能让大家都知道。多年后，我在书上读到美国人写的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在幼儿园里，已经学到了一生将要用的大部分处世智慧。对照自己，我发现自己在八岁的那个夏天，已经学到了如何隐藏和保护自己已获得的自由。

　　那年我毫无悬念地迷恋上了俄文，我的第一本书，是一本中俄对照的小书：《金斧头》。
　　他洗澡时，用一把装矿石机用的小钢锯背面，来刮脚后跟上的腻子，那办法比用丝瓜筋擦更管用，我也学着了。结果，我忘了把小钢锯擦干，放在窗台上晾着。结果，那条小钢锯锈在浴缸边上的白陶肥皂箱里，被阿姨叫“龙瘪三”了。
　　有时，我们在电梯里遇到与哥哥差不多年龄的少年。在电梯里，他们的眼光谨慎，但也有好奇，还有不能掩饰的好感与羡慕。这与平时他们在电梯里遇到我的寻常样子不同。哥哥那时总是装作满不在意的样子，但他其实很有点豪迈。他身上那件军校的绿色细布士官衬衣，它当真是那时全中国最帅气的男式衬衣，而且象征着地位，前途和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谁会不多看他两眼呢。

　　在哥哥身上，我学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不张扬，要到渐渐懂事以后，我才知道这就叫优越感。那是一种既吸引人，又令人厌烦的东西，但当事人自己却忍不住会沾沾自喜。要等到我们都成年，那种干部子弟在六十年代的优越感已经一去不复返后，这沾沾自喜才显露出了它的幼稚和纯真，以及它含糊不清的自我意识，以及那其中隐约生长着的自尊。

　　我八岁的那个夏天。那个夏天，摧毁一切自豪感的文化大革命还未开始，玫瑰色的精神气球还在我们家每个人的心中沉沉浮浮，那是1964年的夏天。哥哥那时是我的偶像，我的指路明灯，和我的靠山。
　　大楼里有个总是香喷喷的大女孩，她很好看，好看得就像一块太妃软糖，可她从来不留意我。那天在电梯里，她居然轻轻拍拍我的头，提醒我说，楼下卖蝈蝈的乡下人来了，因为她看见上次我急急忙忙冲下楼去，可那卖蝈蝈的已经走了。我抬头看她时，发现她正用眼角飞快地瞥了一眼哥哥。
　　电梯里本来总是沉闷的静默，突然变得激动人心起来了。我欢欣鼓舞地想，北京那些一年级的小豆包的愉快日子，好像就要重现。我是到哪都不能引起注意的那种人，可哥哥不是。哥哥总是小孩王，我相信哥哥一定会在这里找到朋友，他一定会带着我玩。对我来说，一个小孩的孤独是非常可耻的，它就要到头了。
　　“咱们去看看吧？”我对哥哥说。“你给我买一个。”
　　“好吧。”哥哥点点头。
　　哥哥并没跟那女孩搭话，他只是将手指插进衬衣左边的胸袋里摸了摸，那里其实什么也没有。那女孩又瞥了哥哥一眼，额头开始红了起来。她好像生气了。

　　当然这因为哥哥没跟她说话。
　　哥说，他可不知道怎么和一个上海女孩搭话。“她看上去好像一块冰激凌那么白。”站在我家门厅里，哥张着一双手说，好像他正捧着一块冰激凌，不知该怎么办。
　　哥又问，你能肯定她是想和我说话？他的脸突然红了，好像肿了一样，通红。
　　哥又问，你能肯定她是我们一幢大楼里的？
　　哥又问，她怎么会这么香的？
　　我只管埋怨他说，哥啊，你干吗不在电梯里跟她说话！
　　最后，哥回去，在他的工作台上焊他的矿石机，一下午都没说话。我要跟他说话，他却把耳机也戴上了，说他得小心寻找电波，不能说话，也不能让我在他旁边说话。
　　这些天，不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哥躲着我。他再也不想带我一起出去玩了。家里的空气变得无比沉闷，但哥哥好像根本就没觉察到。
　　哥哥通常都给我讲故事的，在夏天的晚上。可现在，矿石机就是他的性命，他自己绕线圈，绕了一遍，又拆了，再绕。反正他就是哑巴了。
　　但他也能坐在充满松香气味的木板桌子前，坐上整整一下午。他动也不动，眼珠子都不转，好像中暑了一般。不过，哥哥将自己这种状态称为“沉思”。他让我去看普希金诗歌集里的《石像》那一节，那里印着普希金的自画像，就是这样的姿势，所谓的沉思。“这是很高级的心理感受，你还太小，没长好呢。”哥说。
　　现在我想，可能应该说，这根本就不是沉思，而是沉湎，或者说，是灵魂出窍。

　　这天他出门去，光脚，颠着脚丫子走到门厅里。我偷偷看他，他一定是怕惊动我。
　　他怕门上的锁碰上会发出声音，开了门以后，用一张马粪纸插在司别林锁头和门中间，才轻轻合拢大门。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一小条马粪纸被偷偷摸摸地抽出去了，眼睁睁地听到锁头搭地一声轻响，锁上了。
　　但是在我耳朵里，这就是霹雳。
　　我冲到阳台上，往楼下看。为了防止哥哥突然朝楼上看，发现我，我将自己的头包在窗帘里，才伸出去的。
　　我想看看，到底哥哥要到哪里去。联系到哥哥老喜欢到爸爸书房里去，研究他的那架不能碰的电话机，我突然想，会不会他就像《奇怪的舅舅》里面写的那个舅舅一样，根本就是个国民党特务，根本就不是我哥哥呀？我想着这些，腮帮子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中午雪白的太阳铺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知了拼命地叫着，可楼下的大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后来，出来了一个撑伞的人。她是我们楼里的一个小老太太，阿姨说她是什么坏人的小老婆。她撑着一把褪色的黑布伞，好像挡雨一样挡着太阳，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
　　阿姨说她一直到小菜场去拾菜皮，到刮鱼鳞的摊子上买鱼头，鱼泡泡和鱼尾巴，她说是施舍给野猫吃的，阿姨说，她家邻居说她根本就没给野猫吃。
　　过了好久，又有一个我们楼里的小孩，拎着一支竹筒的冰筒，兴冲冲地冲过马路，往淮海路口的老大昌方向奔去。他一定是去买棒冰的。
　　可哥哥并没有出现。
　　他一直没出现。

　　日期：2010-11-02　10:18:56
　　制服之五
　　但是他傍晚回家来的时候，鼻子和肩膀却是晒得通红的。
　　难道他准备在十月一日的时候，炸掉上海发电厂么？
　　或者暗杀我爸爸？国民党特务不是都长着一副恶毒心肠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