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伐沉重、心事重重回到家，妻子华莉按捺不住大哭：“省里那么多人，那么多领导眼里的‘红人’不去，干嘛要你去，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官书记也太缺德了！”
　　我有些木然，坐在沙发一动也不动，对妻子的话毫无反应，对突然‘遭遇’的任命还有些茫然，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我叫常小刚，出生在农村，家乡远离省城，父母书读得少，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有个朴素的愿望，是希望我多读书，读好书，好好学习，重点学校，进重点大学，在城里找一份好工作，娶一个城里的媳妇，在城里安家落户，最终跳出农门。我没有辜负他们，很幸运地考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毕业后分到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又跟深爱我，我也爱她的大学同学华莉恋了爱，结了婚，添了小孩，在城里安了家。最终跳出了农门，基本实现了父母的愿望，父母也很为我自豪。

　　但对于我来说，虽然人在省直机关工作，说起来好听，实际是打杂。打扫卫生、端茶倒水、东跑西颠、抄抄写写、记录打稿、传下达等不一而足。刚开始很有雄心壮志，很想有一番作为，也提了不少自己认为是合理化的建议，无奈机关的一些事情总也说不清道不明，不干事少干事的人总是有理，自己提的建议也没什么采纳。人心隔肚皮，总不能事事如意。时间一长，棱角也磨的差不多了，锐气也渐渐消退了。我自恃清高，不想高攀“权贵”，找后台，弄个一官半职，然后昂首向前，一路升迁。闲暇下来，写章聊以**。因章时常见诸报端，被人看，几经波折后，调入省委政策研究室，跟领导写材料，搞调查研究，熬资格，混日子，没想到还混了一个副处长。本想躺在铁饭碗里，领导说东是东，说西是西，本本份份，安安稳稳过日子，没料到被省委书记官云飞同志提名，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同意后，派我到月光县去担任县委书记。

　　月光县名字蛮好听，听起来很有诗意和浪漫情怀。县委书记的‘名头’也很有分量，说起来似乎‘炙手可热’，不是一般人能坐去的。可那里一直是省里最贫穷的县，最复杂最难干最说不清的县，既没有诗意又没有什么浪漫情怀，只有满头雾水和无休止的‘扯皮拉筋’、沟沟坎坎。
　　那里的事情很难说得清楚，云山雾罩的，麻烦事一大推。省里一连派了四位挺精干的县委书记，都任职不到两年回来了，有的仅干了几个月，轰轰烈烈地下去，灰灰溜溜地回来。县委书记走马灯似地换，工作却很难有起色。和同撩闲扯，都摇头叹气，认为月光县很少有让人满意的地方。在省里，派人到月光县，被人看成是“发配充军”，只有受排挤、受歧视的人才会派到那里去。所以，当在省妇联工作的妻子一听说我被派到那里去，满腹委屈，气不打一处来了。

　　“我去找官书记，干嘛要你去？这个该死的老头子！”妻子边擦眼泪边要出门。
　　“你疯了，省委已经决定，官书记又很犟，你能变得了吗？再说，你一个小萝卜头，能见到他吗？他们能让你见他吗？亏得你还在省里工作，连这一点常识都不懂。”我慢慢回过神来，开始回应妻子。
　　“那我找你们领导，请你们单位领导跟他求情。”
　　“你真是异想天开，我们单位领导怎么敢去找他？说不定人家不仅不去找他，而且还要跟你堂‘政治课’呢。”

　　“那你说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你以为省委常委会的决定是儿戏，可以随时朝令夕改。即便你能‘通天’，也要先到位再调整，哪能这么容易说改改的。”
　　“你怎么这么倒霉，这么窝囊！好事靠边站，坏事找门。”妻嘟嚷道。
　　“你叫什么？大不了干几个月回来，以前的不都是这样吗？怕什么。”我边发牢骚边安慰着妻子。

　　家里似乎笼罩着一种不祥之气，夜晚浮躁不宁，我和妻都失眠了。
　　辗转反侧，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任前先拜访一下省委下派到月光县的前几任县委书记，好好了解一下月光县的情况，以便掌握情况，心有数，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茶几的烟灰缸盛满了烟蒂，客厅里有些乌烟瘴气。
　　我心绪不宁地坐在省委派出的原月光县首任县委书记家里，想探询一下月光县的情况，弄清他是怎么被人“赶”回来的。
　　他很激动，好像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我再次递一支烟：“不要有什么顾虑，随便扯一下，想哪说哪。我向您保证，您说的话我只能放在心里，决不会说出去。我只是想多了解一下月光县的情况，我现在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在那里开展工作。”
　　“这我相信，我也谢谢你能来找我，让我好好说一下月光县的情况。说老实话，我回来后，很少有人找我谈月光县的情况，一谈一肚子苦水，一肚子牢骚，我也不想说。”
　　“您看这样行不行，我草拟了一个提纲，我问您答，行不行？”
　　“行。”
　　“月光县有什么支柱产业啊？”
　　“原来有个奋进集团，刚开始还可以，后来逐步开始走下坡路了。”

　　“还有呢？”
　　“有个矿业公司还不错，主要是把本地矿产资源初加工后卖出去。不过，那个叫石远方的负责人让人捉摸不透。现在，我听说，好像卖了。这么好的公司，卖了可惜了。”
　　“还有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了，照我看来，月光县最大的支柱产业，或者说最大的资源是山清水秀，空气新鲜。可惜，这方面开发利用得不够。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主观不努力，而是交通实在太落后了，县里太穷，还没有钱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哦。”

　　“这样吧，我慢慢说，你慢慢听吧。有用无用全凭你自己判断，行不行？。”
　　“行啊。谢谢！”
　　他拿着我递给的烟，点着后深吸了一口，慢慢打开了话匣子。
　　“说实在的，我对派我到月光县是有情绪的，他妈的好差事没我的份，不好的差事都落我头了。情绪归情绪，但我不能抗拒组织决定。赴任前，我对月光县的情况还是较了解的，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赴任后，我做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月光县的情况我想象的要严峻得多，不尽如人意的多。条条块块，方方面面，没有一样是令人满意的。如说，任免干部任人唯亲，官官相护，顺我者，逆我者下；四面八方插手，各种林特矿产资源随意贱卖；投资环境差，招商引资进展迟缓；企业缺乏活力，权力部门和工作人员吃卡拿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现象普遍；建筑工程层层转包，施工质量难以保证；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校舍尤其是乡镇校舍破损严重，教师工资难以按时兑现；计划生育失控，全县没有一个准数字；丨警丨察工资不能按月足额发放，警匪勾结，社会治安混乱；农村基层党组织影响弱化，战斗堡垒作用未能发挥出来；引进、运用、留住人才机制缺乏，人才纷纷外流；县、乡镇、村各级干部情绪低落，多年工资和报酬未涨，几乎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多种原因混杂，导致月光县经济、政治、化、社会、生态等建设徘徊不前，党建工作也严重滞后，成为全省十个薄弱县之一。说的直接一点，月光县在全省是最穷的县，各方面最薄弱的县。”

　　我苦笑了一下。
　　“对这些问题，我没有慌乱。因为我确信一个简单的道理，办法总困难多。只要努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好啊。”

　　“一般来说，新官任，对立竿见影的，能显示政绩的事项抱有相当大的热情，对一些基础性的、短期难以见效的事不那么关注。而我心里也曾多次产生激烈的思想斗争，在条件不如意的地方，弄出几件立竿见影的事，一来可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和领导才能，二来可以创造升迁的机会，脱离‘苦海’，确实很诱人。但我毕竟受过高等教育，有理智，在全国各地，包括月光县，一些立竿见影的事项或者工程闪亮登场后，由于好大喜功，缺乏缜密思考，科学决策，长远规划，好多都不了了之，劳民伤财，后遗症很多，弄得后人骂娘。”

　　“您这样思考问题，值得我学习啊。”
　　“哪里啊，我决心从长计议，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为后来人做一些‘铺路石’的工作。这些‘铺路石’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教育和计划生育。我决定从‘两育’着手展开工作。当然，我也丝毫不敢忽视经济工作，毕竟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容不得丝毫懈怠。”
　　首任县委书记接着说：“说来也巧，有一天，我在县政府分管县长曾平安同志的陪同下，随县教育局张章局长到乡村调研教育工作时，看见一个男子在村湾边敲锣边骂街：‘偷学校玻璃的，我操你们家祖宗八百代’，‘偷桌子凳子的，断子绝孙，’‘狗日的，没良心的东西，再偷我们学校的东西，让狼咬死，让雷劈死。’…….。‘当当’之声在山野村湾回荡，久久不绝。”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问。
　　“你听我慢慢说，我问张局长是什么人，张局长面带尴尬，一时语塞。我提高了嗓门问是什么人，张局长有些吞吞吐吐，底气明显不足地告诉我，是山坡小学校长郭凯歌同志。校……校长，……这个素质？！我当时深为惊讶，难道我希望的教育起飞这样开始？！”
　　“为人师表的校长怎么会这么粗俗呢？”我有些怪。
　　“‘喊什么，喊什么？！’张局长冲到郭校长而前，吼了几句，将郭校长拉到我面前，介绍了我。校长很沉稳地跟我打着招呼，没有一点慌乱、惊惶的神色，这让我有些不悦。我们一起到了学校，沿着教室外面转悠。我看见窗户要么没玻璃，有玻璃的是在面用钻石刀划了一道道印子，纵横交错，十分难看。”
　　“这又是怎么回事？”我问。

　　“校长解释说，一些村民盖房子，窗户的玻璃，有意设计成跟学校一样的尺寸，节假日和夜晚，时常有人来学校偷玻璃，偷回去后直接安装，防不胜防。我们学校条件差，为了不让学生冻着，只好想方设法再安装。可再安装后还是有人偷，不得已，我们只好把好端端的玻璃划印子。即使这样，还是有人偷。您看这些窗户，有的用薄膜代替，有的用瓦楞纸代替，没偷走的玻璃也是划痕累累……。我沉默不语。”

　　“怎么会这样？”我问。
　　“校长指着一间教室让我看，我看见设计坐两人的条凳坐了三四个学生，有些没课桌凳的学生，手拿课本，靠墙站着，老师在一丝不苟地讲课，学生们没有一个埋怨的神色，而是明亮地睁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全神贯注地听着，而冷风，正嗖嗖地刮向教室……。这情景既让我感动，又让我心酸。”
　　“看来，山村学校的基础教育设施好差啊，与城里真是没法啊？”我说。
　　“是啊，是啊。”首任县委书记沉浸在回忆，继续说：“当当当，钟声响了，古老而苍凉的钟声在山野回荡。下课了。课间操的时间到了，体育教师边吹着口哨边叫喊着，吃力地指挥着学生做操。我问校长，你们的广播喇叭呢？校长回答，电线被偷，电送不过来。我心有些不快，问张局长采取过措施没有？”
　　“张局长怎么说。”
　　“张局长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很着急，很痛心。一方面，我们召开了学生家长会，反复要求家长爱护学校的公物，县委、县政府也曾召开全县乡（镇）负责人、派出所负责人会议，要求确保学生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县政府还和乡（镇）政府签定了目标责任书。我问效果如何？张局长说，刚开始好了一阵，可时间一长，不行了。”

　　“看来，在山村，教育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啊。”我说。
　　“我问郭校长是怎么想的？当时，张局长跟我耳语了一阵。我得知校长大学本科毕业，当他的一些同学纷纷到大城市、到特区、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却主动要求到贫困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他品行端正，热情高，一门心事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多次受到表彰。可当校长后，变得越来越‘俗气’，甚至敲锣骂街，让‘人民教师’斯扫地，真是难以琢磨。”
　　“校长怎么说？”
　　“校长说，说实话，您是第一个与我近距离交谈的县委书记，不瞒您说，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并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后，来到这里的。可来后，还是让我感到失望和痛心。但我没有退却，一方面努力教书育人，一方面走访学生家庭，以期共同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下一代人能用知识武装起来，有一个有别于他们祖辈父辈的精神风貌。我到这里近十年，一些农民贪图小利的习惯是改不了，偷玻璃、窗户、课桌凳、砖瓦、电线、电、树……弄得学校防不胜防。我不得不苦想应对之策，有天突发想，冒出赌咒骂街的想法。我想，这办法虽然原始、愚昧、落后，但可能管用。于是，我壮着胆子到周边几个村试骂了一阵，刚骂时，我也是心惊肉跳的，还担心被打。回校后，觉得没气势，正巧有一个老师的孩子在敲锣玩，锣声有时清脆有时沉闷，可传得很远，我将锣要了过来，开始边敲锣边骂街。”

　　“原来是这样啊。”
　　“郭校长憨直地笑了笑，但这笑声充满苦涩。一个在大学里入党的青年，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一个担负示范带头作用的小学校长，这样开始了‘打骂’人生，这样成了山野村湾一道流动的、异的风景线……我遥望远山，远山苍莽；我仰望天空，天空茫茫。我心绪难宁，将视线从远山天空拉回来，问郭校长，村民打了你吗？郭校长回答说，一次也没有，有的村民还帮我骂呢。我问校长，面批评了你吗？郭校长说，因为骂街，我挨了不少批评。我也能接受，可是改不了。我心里急啊，学校丢这丢那，我这个当校长的总得想法子啊，我总不能老想着伸手找面要啊。可想来想去还是想到了骂人……。郭校长望我苦笑着。”

　　“看来，做好山村的教育工作，难度很大啊。”我说。

　　“是啊，我问张局长，你们考虑过撤他的职吗？张局长说，骂人确实不好，影响人民教师形象。我们考虑过多次，但老百姓是不答应。有一次真撤了，可学校周围几个村的老百姓围住了县教育局，一围几天，是不让撤。乡村干部也在背后使劲，反对撤。说到哪里都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师，这么好的校长。面出于稳定或者说维护安定团结的需要，也进行了干预。结果，只好让他官复原职。张局长冲我一笑，但笑得很不自在。”

　　“看来，山村还是很欢迎郭校长这样的老师啊。”我说。
　　“是很欢迎，如果将来有可能，建议你好好用一下郭校长，郭凯歌同志。”首任县委书记说。
　　“我不打扰你，你继续说吧。”
　　“我问校长，你这么骂有效果吗？校长回答说，有，在全县乡村小学，我们学校的东西是偷得最少的。县教育局张局长作了证实。我继续问校长，你认为偷学校东西的现象在短期内能解决吗？校长回答说，难。我问为什么？校长说，主要是农民太穷。我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校长说，发展经济，使他们尽快摆脱贫困。摆脱了贫困，他们不会惦记我们学校这点小利了，学校的东西安全了。”

　　“说得有道理啊。”
　　“是啊，作为县委书记，我当然对发展经济很感兴趣，发展毕竟是硬道理啊。我问怎样发展经济？校长回避了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深奥的问题。只是对我说，这应该是您考虑的，我的任务主要是教书育人。我穷追不舍地说，我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校长怎么说。”我也对经济发展感兴趣，赶紧问。
　　“校长说，一是到县外签定劳务合同，组织农民外出打工。我们县太穷，有活力的经济实体太少，安置不了那么多人；二是依托本地资源，支持兴办各种民营经济实体，最好不要官办。我点点头，接着问他，你还打算骂下去吗？校长说，首先，要有两个前提条件。那是我仍在校长岗位，学校的东西仍有人偷。如果具备这两个前提，我肯定要骂下去。不过，次数要尽可能少。校长停了片刻后，低下头，很是惭愧地说，我给下下丢的脸太多了！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这声音有些苦涩、苍凉，好像带着沉重的无奈和叹息。我的心为之一沉。”

　　“我的心里也很沉重啊。”我说。
　　首任县委书记继续说：“我又跑了几所乡村学校，大多数校舍陈旧，漏风漏雨，桌椅残缺不全。即使这样，仍有人打学校的主意，偷这偷那，让人既心寒又气愤。但老师的敬业精神和学生的学习劲头让我感动，紧接着又让我心酸。回来的路，我一言不发。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不停地问自己。夜深人静，我躺在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索性起来，来回踱步，最后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什么‘惊人’的决定啊？”
　　“你别慌，听我慢慢说，这项极有争议，好像是小题大作的决定在县委（扩大）会议获得通过。随后，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由乡（镇）及下属村、县公丨安丨局及下属派出所、县教育局及下属学校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宣读了决定，其主要内容是：
　　1、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爱护学校一草一木。
　　2、学校以前被偷的任何东西，皆由县公丨安丨局、教育局、乡（镇）人民政府三方负责追回，追不回的，由三方均摊资金购置新的。任何一方不分摊资金，党政负责人地免职。今后，学校被偷的东西不是减少、甚至消失，而是增加，三方负责人地免职。
　　3、县纪委监察部门全方位履职，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绝不手软，绝不姑息迁。”
　　“效果如何？”
　　“这项决定的效果是明显的。我后来到学校巡查时，看见窗户全是清一色的玻璃，课桌凳也已全部配齐。一些校舍也翻新重建了。至少在校容校貌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为此，我还专门跑到山坡小学，笑问校长郭凯歌，你还敲锣骂街吗？校长嘿嘿一笑，不骂了。我说，你那个锣要保管好，说不定能成为物呢。校长说，但愿如此。”
　　“那个锣应该还在吧？”我问。
　　“肯定在。”

　　“我到任后，一定要看一看。”我笑着说。
　　“我当时紧紧握着郭凯歌同志的手，衷心地感谢他。正是因为有一批像他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扎根农村，才使我们的农村教育不至于荒芜，才能显示出勃勃生机。”
　　首任县委书记说：“你知道，月光县计划生育是一个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省市两级曾对月光县多次通报批评，管计划生育的抬不起头来，谁也不愿去管这个烂摊子。在省里，派人到月光县，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在月光县，派人搞计划生育也被看成是‘发配充军’、挨整受踹。做计划生育工作的人本身有情绪，你叫他们怎么有热情搞好工作？想来想去，我提议召开了县委常委会，专门研究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是目前需要县委、县政府提供什么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对计生干部，从政治关心他们，从工作支持他们，从生活帮助他们。县卫生和计生委主任刘章鹏仿佛窝了一肚子的火，憋了一肚子气，一口气谈了目前存在的十几个问题。一是缺钱，基层人员一年到头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没有一分钱补助，经反复动员引产环的计生对象很少得到补助。二是基层干部玩弄数字游戏，谎报、漏报、迟报现象严重，全县没有一个准数字。三是一些干部不自律，找门子托关系写条子。将不合法变合法，卫计委顶不住，百姓意见大。四是部分群众思想观念落后，对生两个还依然产生抵触情绪，特别是头两胎是女的，总要想方设法生个男的，超生、多生现象严重……县委常委会听取了汇报后，做出了几点决定。”

　　我问：“这样做，是不是有起色？”
　　“这是当然的，不过……。”首任县委书记接着说：“偏偏在此时，山寨镇卫生和计生办主任邹萍芳经不住丈夫的死缠硬磨，在计划外生了一个男孩，并大放鞭炮，公开大摆宴席，镇里、县里、市里一些人还大摇大摆地到场喝酒庆贺，你说邪不邪？这下全县计生工作一下子乱了套，像溃口似的，难以收拾。我心急如焚，紧急把刘章鹏叫到办公室。刘主任说，邹萍芳计划外生育，县里是知道的。县卫计委和镇里党政负责人一道多次做过她的工作，她也听得进，也不想违规生育。但他的丈夫、公公婆婆坚决要生。怎么做工作，怎么苦口婆心都不管用。还扬言谁让他们家绝后，跟谁拼命。邹萍芳多次哭着找卫计委，要给准生证，我说计生干部带头知法犯法不对，县里公开开绿灯更不对。后来，马志县长找我，也让我给准生证，我说什么也不敢给，此例一开，不好收场。马县长没有硬逼我，只是缓缓地跟我讲起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我问。
　　“马县长说，有一次他得了重病，眼看快不行了，转到省城一家大医院，医院称床位紧张将他拒之门外，碰巧邹萍芳的丈夫张长康的舅舅林医生在医院做主治医生，张长康找到林医生。林医生本身技术过硬，人缘又好，很快让县长住了院，并通过医院找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县长治病，还日夜守候在县长旁边，硬是把县长救活了。县长十分感激，问林医生有什么要求，林医生挺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要求，张家几代单传，到长康这一代，眼看要绝后，能不能想想办法，让他再生一个，县长满口答应了。马县长讲完后对我说，你弄个准生证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我不能不报。我实在很为难，县长说，他是计划生育第一责任人，出了问题他兜着。他权大势大，您叫我怎么办？我只好照办了。您做点好事将我撤了算了，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干了。”